魏翔的角色笑中帶淚，讓我想起汪曾祺先生寫給沈從文的那封信里講的：我也有點疲倦了，但我總要還有勇氣，在狗一樣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樣的事。

電影《這個殺手不太冷靜》中的魏翔

綿延的疫情讓人疲憊，讓生活漸趨乏味。

這樣的日子里，看電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，要么大笑一場，暫時擺脫現實的苦惱；要么長吁短嘆幾聲，沉浸在那些似幻似真的情節(jié)里，如夢一樣。

說到底，電影是造夢的藝術。越好看的電影，就越是逼真的夢境。演的人和看的人，都沉溺其中，舍不得醒來，舍不得這種撫慰，疫情可能會放大這種感受。

比如電影《這個殺手不太冷靜》。年初，我在通州萬達影城看了這部開心麻花的“止跌之作”。它沒有讓我失望，笑點接連不斷，氛圍輕松歡快，幾乎滿座的現場，全程笑聲此起彼伏。

演員魏翔也沒有讓我失望。獲得男一號時的狂喜，拍電影時的夸張投入，被告知真相后的夢碎，被馬麗一通“斥責”后的茫然，都演繹得自然自如，充滿了說服力，甚至讓人感到心疼。

與劇中角色一樣，這是魏翔現實中第一次出演男一號。在所有人都不看好他的時候，他始終沒有放棄對表演的熱愛、對電影的熱情，哪怕這背后是一場騙局，一場美夢。

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設置，魏翔的角色笑中帶淚，讓我想起汪曾祺先生寫給沈從文的那封信里講的：我也有點疲倦了，但我總要還有勇氣，在狗一樣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樣的事。

不知為何，電影里的魏翔總讓我想起生活里的一個朋友——胡銳穎。

胡銳穎在查閱資料

2012年1月的一天，我在深圳的深大地鐵站，第一次見到胡銳穎。

這個年近不惑的潮汕人，既黑且瘦長，穿一件普通的紅色T恤，卡其色褲子。他一身塵土，來去匆匆，屬于人海里普通的那種人。

可之前12年，胡銳穎做的事情，卻是不普通的。

1999年10月，胡銳穎的母親從上海奔喪回來，她帶回來的關于父親蔡力行的所有物件，只有一本叫作《老報人憶〈東南日報〉》的書。

胡銳穎在上面找到了外祖父“蔡力行”的名字，也看到了胡健中、金庸等名字。他第一次知道平生只見過一面的外祖父是“拿筆桿子的”，而不是母親口中的“國民黨的反動軍官”。

對于從小就有民國情結的胡銳穎來說，這不啻一個“巨大的發(fā)現”。“我發(fā)覺自己的親人與他們是有關的，他在大歷史中有一個角色。”胡銳穎感嘆著。

2000年開始，胡銳穎開始尋找外祖父蔡力行，開始給書中出現的人寫信。

這并不是一個容易被理解的決定。出于對祖輩的尊重，利用業(yè)余時間，重走祖輩走過的路，在現代社會，已實屬不易。用12年的時間，去做這樣一件事，多少有些不務正業(yè)。

胡銳穎的正業(yè)是婚紗原料出口。“自從開始尋訪外祖父之后，投入的精力慢慢少了。”他不好意思地摸摸頭，眼睛透著孩子般的慧黠。

尋訪的過程中，一個名字頻繁出現：高熊飛，“永安浩劫”受害者，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。

幾經輾轉，胡銳穎找到了遠在浙江的高熊飛。高熊飛對那場轟炸刻骨銘心，他告訴胡銳穎：“16架日本鬼子的飛機，從莆田上空飛進了永安城，水桶般粗的炸彈丟到了我們院子附近，彈片飛出來將我的手和我母親的手，都給炸斷了。”

高熊飛的個人記憶，在1943年11月6日的《東南日報》上這樣被記錄：永安浩劫，“死傷慘重，災民逾萬，公私損失近四億元，昔日鬧市盡成灰燼”。

寥寥幾句話，刺痛了胡銳穎的眼球。他也有疑惑：永安，這個福建閩北的小地方，就算兵荒馬亂，怎么會用“浩劫”這等詞匯來形容？

這個疑問在他心里生根發(fā)芽。繼尋找外祖父蔡力行之后，他又做出了一個決定：為“永安浩劫”拍攝紀錄片，讓這段塵封歷史浮出水面。

毫無疑問，這是一個遠比“尋找蔡力行”更艱難、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決定。

我問他，確定要做這事嗎？他說，是。我說，你一個人會很難，完全自費，還有許多想象不到的困難。他說，盡力去做。

這事兒懸——我想了想，沒有說出口。

采訪結束，我回京，寫了一篇文章《尋找蔡力行》。事情似乎就這樣結束了。

轉眼時間過去了5年。2017年7月初的一天，許久未聯系的胡銳穎在微信上給我發(fā)來了紀錄片《永安浩劫》的鏈接。他完成了。

這部時長半個小時的紀錄片，承載了胡銳穎18年的時光。我難以想象這其中的艱難。他對紀錄片改了不下100次，“一點一滴去改，一改就是半天”。每次改完，看到片尾字幕一個個名字往上走，聽著片尾曲《永安之夜》，他都想哭。

必須要說的是，2016年，胡銳穎通過全國統考，考取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(yè)，攻讀碩士學位，徹底放下生意，進行系統的學術訓練。

“其實，只是因為喜歡就任性地去做而已。”他說。

看完《永安浩劫》，想起在深大地鐵站前，第一次見到胡銳穎的場景，汪曾祺先生在《人間草木》里的一句話浮現在我的腦海，特別適合這個人：

“一定要，愛著點兒什么，恰似草木對光陰的鐘情。”